“梅新育：中国不能陪特朗普挑战客观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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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经纬客户端5月15日电题:“梅新育:中国不能和特朗普一起挑战客观经济规律。”

作者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贸易谈判多次风波，根源在哪里？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方决策者的思想认知陷入了背离客观经济规律的误解之中。 这是因为事情注定要违背愿望，中方不能接受对方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和特朗普一起挑战客观的经济规律。

事实上，特朗普对美国经济的许多期望可以理解，但问题是他的多种期望冲突，不可能实现。 如果他想重建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重建美国制造业的基础，推进美国的“再工业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也希望并保持美国金融市场、金融产业的巨大泡沫，甚至更大程度地吹散这一泡沫。 由于“金融荷兰病”效应，这两个目标相互冲突，不可能且并存。

什么是“荷兰病”？ 这个术语来源，在历史上，有大规模开发、新发现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几乎都有制造业衰退的情况，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业不是石油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是单枪匹马地发展，就是显着衰退，20世纪70年代从北海油气田巨额 从荷兰等发达国家，到饱受本世纪石油出口收入爆炸、轻工业和以前流传下来的重工业衰退之苦的俄罗斯，都陷入了这种现象，其原因是市场体制下的客观经济规律。 石油收入通过汇率机制打击非石油产业；石油业使非石油产业在围绕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的竞争中落井下石。

同样的机制也适用于美国这个货币霸权国家的金融服务业虚拟经济部门和制造业实体经济部门之间 只要美国仍然保持着寄生的货币霸权，其金融部门就可以永远提供比实体经济部门更高的报酬和投资回报，在国内争夺人才和资本投入等经济资源时总是占相对特点，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环境下，政府越来越多的政策法规倾斜。 在这样的机制下，美国人怎么能期待本国的“再工业化”取得可持续的重大成果呢？

“再工业化”离不开美国基础设施的重建。 特朗普从竞选时期开始就不断宣传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其列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柱之一，4月30日与国会民主党领导人就2万亿美元1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达成了初步共识。 但是，目前美国资本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在12%左右，基础设施净资产年化收益率( roe )只有3%左右。 特朗普是如何像他宣传的那样将民间资本投入基础设施的？ ......

这样的问题多种多样，美国货币霸权本身就是这样成为美国再工业化的障碍，我将其称为“金融荷兰病”。 美国股市越繁荣，这种“金融荷兰病”就越严重。 不巧的是，特朗普热衷于将美股处于历史最高地位吹嘘为自己最大的“业绩”，并密切关注股市。 前特朗普经济顾问斯蒂芬·摩尔8日在拉斯维加斯“全球头脑领袖论坛”( salt )上表示，“这个身体必须每隔几个小时就清除一次金融市场”。 那么，特朗普希望美国“再工业化”吗？ 还是想维持美股的暂时爆发？

特朗普想在美国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抑制贸易赤字，阻碍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目标组合是不可能实现的。 要知道，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其国民储蓄率过低，必然需要以贸易赤字的形式进口其他国家的国民储蓄自己采用，制造业综合效率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必然在其产品进口中占第一份额。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必然会以贸易盈余的形式将自己的国民储蓄出口到其他国家加以采用。 我整理了1980—年中美两国的储蓄率及其差额，计算结果如下。

这38年间中国的储蓄率都高于美国

除1981年中美储蓄率差额为8.6个百分点外，其余所有年份中美储蓄率差额均超过10个百分点。

15年来中美储蓄率的差额在10—19.9个百分点之间

14年中美储蓄率的差额在20—29.9个百分点之间

8年来中美储蓄率的差额超过了30个百分点

在此期间，中美储蓄率的差额最高创下36.9个百分点。

而且，美国经济增长依赖内需特别是支出拉动而不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加速，必然导致进口增长加速幅度超过出口，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在这个环境下必须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贸易逆差只能进一步扩大。 为了弥补由此带来的储蓄缺口扩大，美国除了需要扩大贸易逆差外，还需要扩大外资的引进。 因此，“经济增长率高/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压缩贸易赤字/限制外资流入”的目标组合，只不过是经济上不可能且可实现的玩笑。

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对禁用过度管制和损害经济效率深表厌恶，执政以来，他在美国国内努力大幅取消过度无效的经济管制，但在对外经济贸易谈判中，将越来越多的管制强加给国际贸易， 既然明白了以主权国家本国权力为后盾的国内贸易中过剩的管制是徒劳的，那么，为什么还能期待在没有本国行政权力、执行能力为后盾的国际贸易中，过剩的管制得到比较有效的实施呢？

由于特朗普在外经贸谈判中面临多个目标，他开始的贸易摩擦的实施效果在许多方面违背了愿望:

去年3月22日，他用一张总统备忘录引发了对华贸易摩擦。 结果，中国对美出口达到478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3%，高于同期全国出口总额的去年同期增长率( 9.9%，比去年同期增长率) 11.5%，无法相比。 从美国进口1551亿美元，从去年的14.5%大幅下跌到0.7%。 对美贸易顺差比上年的2757亿美元增长17.3%，达到3233亿美元。

不仅如此，在此次贸易摩擦期间，美方在对中兴处以数亿美元巨额罚款后，突然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供货，使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美国技术、美国信贷者陷入绝境。 这样的方法看起来“威风凛凛”，但不仅充分暴露了全球市场参与者面前美国的市场信用风险，激励了中国对集成电路等高科技的增值投资，也激励了全世界下游制造商寻求非美国的货源。 即使是中兴的外国竞争者，在一时兴奋之后，也不得不陷入更深的恐惧，努力寻找美国以外的替代来源，以免将来遭遇中兴那样的不幸，有力地帮助了中国新芯片制造商的市场扩大。

而且，即使中美最终达成协议，中国恢复从美国大量进口能源和农产品( 000061 )，中国从美国进口这些战术物资的心理上限也一定会比贸易摩擦爆发前低。 例如，以前每年从美国进口5000万吨原油可能被认为是安全和可以接受的，但经过这种贸易摩擦后，心理上限可能会下降到3000万吨。 美方升级贸易摩擦越多，中方越会降低心理上限。

从宏观经济运行来看，他发生这种贸易摩擦可能会给美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增加很大的不明朗风险，提高美国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在明年大选年爆发的概率，严重损害他自身的连任前景。 从美国经济周期运行规律来看，2009年以来持续了近10年的经济“反弹+增长”，无疑接近向经济衰退过渡的拐点。 如果进一步深挖像美国宏观经济火烈鸟油一样锦上添花的形象，就会发现其中水分不少，存在一系列重大风险。 包括美国政府顶级的特朗普自身在内，在经济数据看起来良好的时候，违反经济惯例，不断要求降息，要求重启量化宽松，实际上是他们缺乏底气的体现。

从整个美国国家的快速发展战术来看，特朗普发动的对华史诗级贸易摩擦也很可能完全脱离美国的快速发展对他原本希望的方向，即减少对外部事务的介入和投入，夯实根基。

“加强和宣传西方文明及其成果，并不试图传达所有人共有或渴望的普遍价值，而是比军事干涉更能有效地促使世界各地进行积极的改革。 ”特朗普在2009年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中，一贯主张对外战术放弃意识形态划线，降低美国卷入外部纷争的风险，适度缩小美国在国外的存在规模，联合国分担军费、国际事务负担，集中资源建设国内 他引发了规模是世界贸易史纪录数十倍的对中贸易摩擦，其初衷也是越来越多的经贸利益的问题是他的全体团队成员都有志于此吗？ 这样大规模的贸易摩擦一旦引起，在他的一些团队成员的努力下旷日持久，逐渐升级，并蔓延到其他行业，这不是背离了他自己的初衷吗？ 他的团队成员需要明白他的个人利益和理念志向不完全一致。

所以，中国在中美谈判中为什么多次基本上？ 不仅是中国国家和国民迅速发展的天赋权利，也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美方的许多期望、主张本身背离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是矛盾的，因此没有可行性。 特朗普个人希望挑战客观的经济规律。 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是，不要指望中国会强迫他和你在一起，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南墙面前鼻子青脸肿，头破血流。

我们为什么要说清楚这个道理？ 因为美国不仅是我们在这场贸易摩擦中的对手，也是我们在成长中国家所经历的教训的来源。 坦率客观地分析和借鉴美国运用其国家力量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有助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变得更好、更平稳。 (本文首次在《梅新育论衡》wechat公共平台上发表((中新经纬AP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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